第一次看到蔣渭水這個名字，是在國一的歷史課本上。當時對於蔣渭水的認識，只是課文中的寥寥數句，孰料十一年後的今天，要踏入醫院前的最後一個學期，我因為典範教育的機緣再一次讀到──蔣渭水。

蔣渭水出身於宜蘭的社會底層，父親在廟口命相，蔣渭水自己也曾經在廟口當過乩童。直到有一次他的朋友犯錯，可是扶乩卻沒有顯現出來，這才讓蔣渭水對神明失去信心，轉而接受了新式的科學教育。蔣渭水選擇了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是虛妄的神靈。

　　

然而蔣渭水的一生最讓人津津樂道的，並不只是他有勇氣去追求真理，而是他在推動台灣社會運動的過程當中，無論遇到多少的難關，他都沒有放棄。三番兩次前往日本為臺灣人民請願，希望設立台灣議會；1921年跟林獻堂聯合創立的台灣，開辦文化書局；1927年創立台灣民眾黨，希望能喚醒民眾，一起站出來向日本總督府爭取台灣人民的權益。鞠躬盡瘁，甚至到了臨終前，蔣渭水躺在病褟上留下最後一張照片，口袋裡都沒有留下任何一分錢給自己。

　　

他的付出，實在不得不讓我想到了另外一個理想家，也是南美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革命家，Che Guevara。仔細比較蔣渭水跟Che Guevara這兩個人，他們是如此地神似：同樣身為醫生，同樣看見了社會中的不平等（西班牙人對於南美人民的不平等，日本人對台灣人的不平等），同樣在穩定而安逸的生活中，在忍耐與改革的抉擇天平上，選擇了跟群眾站在一起、不為一己之私。

　　

唐代名醫孫思邈曾說：「上醫醫國、中醫醫人、下醫醫病」，蔣渭水跟Che Guevara，無庸置疑的都同屬於最高的等級，有著最閃耀的光芒，令人不敢逼視。一旦逼視，就不禁要去問自己：「嘿，小夥子，你將來又會是那一個等級的醫生？」

　　

曾經看過一篇台灣人的南美遊記，他說他抱著對Che Guevara的崇拜到了南美，想追隨Che Guevara的行跡，但當他問當地人說：「你對Che Guevara的感覺是什麼？」當地人竟反問他，「那你對毛澤東的感覺是什麼？」他回答：「是劊子手。」當地人說：「是的，Che Guevara殺人如麻，他也是劊子手。」那個台灣人最後的感想是：也許革命未必是好的，未必會替人民帶來幸福。王丹曾經說過，他也不喜歡Che Guevara，政治是妥協的藝術，Che Guevara太理想性了，無法接受現實的不完美。

　　

回到現實生活，我想說的是，在台灣的政治現實中，如果想要為人民做點事情，勢必就得有政黨的支持。而靠著政黨出線，多多少少就得講一些言不由衷的違心之論。能憑著講真話跟努力做事就站上檯面的政治人物？太少了。

　　

與其在「醫國」的迷途中猶疑，平生無大志的我還是比較傾向去「醫人」跟「醫病」，例如去馬祖、蘭嶼這些醫療資源比較缺乏的小島服務，解決島民的疾病跟困難，心裡會覺得踏實一些。至於國家前途的大是大非，還是交給檯面上的是非之人來努力吧！

　　

我喜歡Che Guevara的熱情跟勇氣，喜歡蔣渭水的理想跟堅毅，但我還是想用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想法，去實踐我的人生價值。不過，在看完蔣渭水的故事之後，真的會很想找個時間去六張犁公墓走一走，聽說蔣渭水的墓碑，就在哪裡。